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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章

  以他那

  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guó mín dǎng左派最终的分

  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

  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

  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

  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

  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

  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

  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

  感jiāo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qiāng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

  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

  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

  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qiāng声,也停止了。那位向

  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shè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

  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

  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

  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qiāng,jiāo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qiāng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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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

  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

  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

  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

  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

  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

  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jiāo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

  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

  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fù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

  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cāo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

  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

  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

  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

  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

  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jiāo头接耳,近黄昏的

  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

  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

  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jiāo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dàng来dàng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

  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

  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

  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

  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

  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

  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

  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

  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

  南昌bào dòng,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

  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bào dòng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bào dòng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

  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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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

  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

  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

  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guó mín dǎng在江西一个fǎn gòng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

  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fǎn gòng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

  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fǎn gòng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guó mín dǎng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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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jiāo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guó mín dǎng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guó mín dǎng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cāo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jiāo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jiāo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jiāo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jiāo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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