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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章

  他指挥,

  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

  说:“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事情吧。”

  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

  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

  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

  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qiāng

  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

  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qiāng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

  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qiāng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

  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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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

  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

  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

  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

  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

  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

  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

  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

  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

  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

  “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

  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

  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

  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qiāng,多数无qiāng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qiāng逐渐增加的结

  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

  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

  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

  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

  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

  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

  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

  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

  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qiāng,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

  都得jiāo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

  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

  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

  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

  将满筐的粪jiāo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

  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

  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

  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

  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jiāo通以及几个病兵

  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

  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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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qiāng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qiāng支弹yào,由各连分配外,俘虏

  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

  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

  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

  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

  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体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

  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掳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

  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掳获qiāng枝子弹,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

  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

  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掳获的qiāng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

  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

  团部在队伍中间行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

  所掳获的qiāng支弹yào,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风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的水rǔjiāo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

  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

  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号一条白肥猪!

  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

  二字,防腐蚀“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

  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

  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

  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qiāng枝子弹,夸大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guó mín dǎng区

  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料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

  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

  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

  来他终于担任红四方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骁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

  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

  桥区中央,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

  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

  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

  办公室和卧房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

  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

  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

  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体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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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

  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

  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

  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

  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

  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

  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

  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

  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qiāng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

  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

  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

  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

  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

  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

  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

  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

  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

  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guó mín dǎng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

  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guó mín dǎng左派,后来guó mín dǎng反动了,他们有些

  受牵连,遭到guó mín dǎng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

  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jiāo通要道的据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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