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7 章
号）也记载汪
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guó mín dǎng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guó mín dǎng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
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guó mín dǎng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
退出guó mín dǎng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guó mín dǎng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guó mín dǎng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guó mín dǎng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xìng，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guó mín dǎng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guó mín dǎng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xìng，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guó mín dǎng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guó mín dǎng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guó mín dǎng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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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guó mín dǎng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cāo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guó mín dǎng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guó mín dǎng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guó mín dǎng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
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jiāo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jiāo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guó mín dǎng开始变质。一般青年guó mín dǎng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xìng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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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cāo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jiāo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guó mín dǎng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yào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
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jiāo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guó mín dǎng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jiāo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fǎn gòng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
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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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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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guó mín dǎng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guó mín dǎng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
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guó mín dǎng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
退出guó mín dǎng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guó mín dǎng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guó mín dǎng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guó mín dǎng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xìng，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guó mín dǎng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guó mín dǎng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xìng，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guó mín dǎng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guó mín dǎng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guó mín dǎng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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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guó mín dǎng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cāo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guó mín dǎng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guó mín dǎng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guó mín dǎng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
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jiāo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jiāo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guó mín dǎng开始变质。一般青年guó mín dǎng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xìng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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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cāo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jiāo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guó mín dǎng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yào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
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jiāo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guó mín dǎng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jiāo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fǎn gòng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
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5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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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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