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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5 章

  本在这一政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氏乘舰由安庆抵

  达上海后,立即得到在上海的guó mín dǎng一部份中央执监委员的支持,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援助⑧

  和外人方面的助力;同时他与李宗仁李济琛等实力派的fǎn gòng联合阵线也在酝酿成熟之中。他

  利用了这些优势和一七两军的实力,压迫程潜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潜部不得不向南京

  上游撤退。从此,南京便在蒋氏控制之下,武汉的反蒋计划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击。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曾亲历其境,他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

  他就奉着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涵李富春(当时任第二

  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撤出南

  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南京发生的侵犯外

  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

  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

  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

  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

  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

  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

  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

  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

  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

  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

  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fǎn gòng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guó mín dǎng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

  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

  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

  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guó mín d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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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

  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xìng、资产阶级的反动xìng,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xìng,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bào dòng。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bào dòng,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bào dòng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bào dòng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bào dòng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bào dòng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

  联席会议的参加人,guó mín dǎng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

  作得很圆满,因为guó mín dǎng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

  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guó mín dǎng的态度也

  改变了。首先是guó mín dǎng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

  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

  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

  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

  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

  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

  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

  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fǎn gòng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guó mín dǎng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

  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

  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

  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

  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guó mín dǎng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guó mín dǎng南京市党部被捣

  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fǎn gòng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

  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

  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guó mín dǎng四中全会,

  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fǎn gòng应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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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

  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

  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guó mín dǎng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

  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

  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fǎn gòng决

  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

  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

  “共同奋斗”的族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

  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⑾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

  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

  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

  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

  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

  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

  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

  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

  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

  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guó mín dǎng清党的开始⑿。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

  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

  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

  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

  军警即以机关qiāng向他们扫shè,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

  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shè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

  的严重xìng,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

  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

  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

  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guó mín dǎng左派的

  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

  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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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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