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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6 章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yóu xing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guó mín dǎng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guó mín dǎng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fǎn gòng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fǎn gòng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guó mín dǎng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fǎn gòng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

  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

  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

  时xìng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fǎn gòng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

  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

  武汉间的jiāo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jiāo

  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

  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

  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

  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

  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

  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

  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

  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

  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

  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dú手所

  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jiāo使团,在那里互相配

  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fǎn gòng,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

  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

  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函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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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

  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

  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

  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

  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

  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

  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

  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

  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

  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

  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

  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

  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拚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

  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

  加仑听了我这些话,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大家都在激动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冷静,真

  是了不得!”他进而告诉我,昨天他会见四军的将领们,大家果然是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

  再说。他们甚至说到先东征讨伐蒋介石,在一般中下级的军官看来,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

  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仑继而表示他虽痛恨蒋介石,但认为东征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可cāo胜

  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他要求我去说服鲍罗庭等人。

  我走出加仑的寓所,便去访问鲍罗庭。他仍是坚持先行东征。我以轻松的口吻向他说:

  “先东征吗?这要看事实上能否做到,恐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各军的实际情况才好。否则,

  二六两军退出南京的事难免不再重演。”鲍罗庭听了我这话,若有所失的不再说什么了。似是

  他要重新考虑一番。

  几天之后,鲍罗庭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

  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

  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

  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了。武汉各报也立即大肆宣传奉张南下的威胁和继续北伐的重要。

  接着唐生智、张发奎等便沿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

  口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似是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

  南京方面讨伐武汉的论调虽不算得激烈,但在实际对付武汉的行动上则相当积极。四月二十

  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军与驻在九江的朱培德军相互设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两军表示

  服从武汉,移师向安庆方面转进。在南京附近的程潜部第二十九师且被蒋氏缴械。这些事就

  给予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口杨州一带的有利机会。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胁;因而蒋

  氏不得不高唱继续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分路北

  伐。至此,南京武汉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才告缓和下来。

  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一时成为泡影。这是鲍罗庭的反蒋计划的第二次重要的失败;

  也表现出武汉对蒋的fǎn gòng攻势,无力还手。鲍罗庭正处逆境,外表虽仍强自支持,但论调已

  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

  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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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

  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

  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

  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

  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guó mín dǎng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任主席。

  ③何其缓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

  法勤继任。

  ④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

  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初版。

  ⑥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

  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

  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二页至第五六页。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

  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

  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关于上海工人三次bào dòng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

  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

  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⑾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⑿“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

  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⒀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

  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guó mín dǎng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

  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

  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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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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