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9 章
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
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guó mín dǎng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guó mín dǎng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xìng。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xìng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
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qiāng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
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
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yīn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
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áo zé dōng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
⑦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二，六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
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关于开除刘岳峙guó mín dǎng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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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guó mín dǎng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guó mín dǎng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guó mín dǎng；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
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
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卷入guó mín dǎng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guó mín dǎng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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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xìng，对象汪精卫这样的guó mín dǎng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guó mín dǎng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guó mín dǎng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xìng，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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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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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guó mín dǎng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guó mín dǎng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xìng。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xìng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
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qiāng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
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
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yīn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
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áo zé dōng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
⑦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二，六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
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关于开除刘岳峙guó mín dǎng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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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guó mín dǎng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guó mín dǎng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guó mín dǎng；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
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
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卷入guó mín dǎng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guó mín dǎng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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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xìng，对象汪精卫这样的guó mín dǎng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guó mín dǎng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guó mín dǎng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xìng，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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