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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54章 袁崇焕评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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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当时有人说,袁崇焕不应该当场杀了毛文龙,应将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请崇祯处理,或者先请皇帝批准而再杀他。当时大学者黄梨洲评论说:“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两),不应则跋扈,恐吓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贵近者,使者相望于道……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龙贿赂甚多,袁崇焕一提出申请,毛文龙即刻知道,有了防备,极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将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义子义孙,有可能动武抢夺,引起内战。就像《三国演义》中写魏大将邓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车,邓的部属武力抢夺囚车。

  第五:也有人说,袁崇焕去宁远当统帅之前,决心整肃军纪,要杀毛文龙,和首辅钱龙锡商议。其实他直接请示皇帝更好,因为崇祯先得到杀毛的讯息之后,袁再杀毛,崇祯就不会惊愕恐惧,害怕袁崇焕权太大。然而崇祯更信任宦官厂卫,而这些宦官厂卫都收受毛文龙的贿赂,袁崇焕对皇帝一说,毛文龙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向吴王表演治军之法,要杀吴王的两名爱姬,因二姬不奉军令,嬉笑不绝。吴王大惊,派人去向孙子说:“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斩了两个爱姬,部队肃然,奉命惟谨。吴王不悦,说:“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将军请下去休息罢,我不想再看了。”吴王虽然心痛爱姬之死,还是接受伍子胥的劝告,重用孙子带兵,破楚、灭越、威齐,吴国霸于天下。

  崇祯的度量,比之吴王阖闾是差得多了。见识也差得多了。

  崇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杀袁,等于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因诸葛亮斩了马谡,把诸葛亮杀了。

  [1]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明代的军兵〉。

  [2]即今辽宁省丹东市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3]皮岛在朝鲜写作椵岛。这个“椵”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皮岛在黄海中,身弥岛之西,大和岛之北。面积不大。

  [4]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5]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廿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因他没有参与或听到密谈,所以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无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似较可信。

  [6]〈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7]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袁崇焕奏本:“……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冀恶者念便断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敝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9]崇祯二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全,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编)

  [10]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11]陈玉树《后乐堂集》〈袁崇焕杀毛文龙论〉:“崇焕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便宜从事。明制:督师赐尚方者,得斩总兵以下。是崇焕本有专杀之权者也。”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1]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开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2]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3]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农工商经济,征战本非所长,[4]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满清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倘若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疋,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寡不敌众,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都在四大贝勒之列,权势颇大,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5]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廿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6]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疲兵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对强大而唯一的援军不加支持,反而处处疑忌为难,不给部队以休息机会,崇祯采取的是自杀政策。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清兵是八旗兵中的精锐,领军的是莽古尔泰、多尔衮、阿巴泰、多铎、豪格,清军最厉害的大将都在这一翼,除镶蓝旗、镶白旗、正白旗三旗精兵外,还有二千蒙古兵。袁崇焕、祖大寿率部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7]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8]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

  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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