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第二十五
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还认为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的死命。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1858年,在商订《中美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曾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侨民”,却被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国代表进一步说明中国侨民人数“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说:“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这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文章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身为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炮,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中方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方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一次,杨要蒋廷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谓苏军将在两周内对日开战。蒋说他不做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好处?杨认为蒋是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1858年,在商订《中美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曾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侨民”,却被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国代表进一步说明中国侨民人数“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说:“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这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文章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身为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炮,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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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