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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下江南 第十二章 鏖战江南

  先遣兵团突破长江防线,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开封,四野司令部的参谋们十分振奋,他们原以为会有个激烈的“渡江战役”,没料到这么顺利就打过了长江。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6月1日,他致电中央,要求华东局帮助解决6500万斤粮食。次日,他下令各兵团、各军停止南下,在指定地区休整十天。

  6月14日,林彪、萧克率野司机关自开封出发,18日抵达武汉。

  此时,四野的部队受缺粮问题的困扰,尚无力组织新的大规模攻势作战。

  白崇禧飞逃广州之后,行政院长何应钦立即向这个“小诸葛”讨教:如何解决广州政府的钱粮问题?

  此时,蒋介石到舟山群岛“遁世远引”,对李宗仁、何应钦撒手不管了。蒋介石一撒手,李、何更没办法,存放在台湾的金银、外汇和美械不知找谁去讨要。当时,陈诚是台湾省主席,陈宣称从未听说过有财宝、军火运抵台湾。

  广州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军队缺饷不说,更重要的是缺粮,军队饿肚子谁还会保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白崇禧搬出他在广西实行的所谓“田赋征实征借法”。何应钦一听,觉得办法不错,称赞说:“这是解决当前经济自给的可行措施。”

  5月16日,行政院召开财粮会议,何应钦大力吹捧“广西经验”,说:“如西南各省能实行征实征借,即可解决军实问题。”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均表异议,说:“广西的办法,在川黔两省行不通。”

  白崇禧在会上又献一策,说:“可由政府发行‘粮券’,收购民间余粮。”

  省主席们又一致反对,说金圆券都成了废纸,何况粮券!

  何应钦无法解决钱粮问题,只好辞职。李宗仁提议由居正组阁,CC分子在蒋介石的暗中操纵下力举阎锡山组阁。李宗仁无奈,只好改提阎组阁。

  6月2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他明白解决财政问题只有找蒋介石一途。次日,阎锡山飞抵台北。

  蒋介石从舟山“浪游”到了台湾。阎锡山请老蒋协助解决财政问题,蒋乘机干预阎的组阁。阎提议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长。蒋介石以“钱财”为后盾,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入阁。

  阎锡山对蒋言听计从,将李宗仁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从此,蒋、阎合流,李、白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6月12日,国内和平谈判代表刘斐秘密到了广州,他将章士钊、邵力子的一封信交给李宗仁、白崇禧。这是中共对李、白的最后一次争取。

  刘斐建议:“德公可将蒋幕后破坏和谈的事实昭告天下,而后将西南局面交给健生。健生与中共讲和,则西南可免于战祸。”

  白崇禧断然拒绝了和谈建议,说:“我只想对历史负责,宁可做先朝遗老,绝不变节投共!”

  广州政局风云变幻,政客们忙于钩心斗角,而军事形势不容白崇禧久居广州,遂于6月中旬飞赴长沙,部署新的阵线以阻止四野大军南下。

  当四野部队为缺粮所困之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也陷入了粮食危机。宋希濂集团在白崇禧新防线的左翼,兵力约10万余人,防守长江巴东至岳阳段。

  宋希濂是蒋介石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生,曾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抗战名将,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颁发的棕叶自由勋章。

  当时宋部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他与白崇禧矛盾甚深,白崇禧自然不会尽力帮他解决。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宋希濂绞尽脑汁,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宜昌专员公署报告: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10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

  宋希濂见四野第13兵团在汉水以北休整,距当阳、远安尚有一段距离,于是令驻古老背的第2军渡过长江会同江北的5个师向荆门、当阳、远安等地进攻。作战目的是抢运粮食和搜集解放军方面的情报。

  在国民党军纷纷南逃的情况下,宋希濂部反而渡江向北进攻,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林彪、邓子恢、萧克的高度重视。

  林彪等四野首长认为这是白崇禧策动的“华中局部反攻”,立即命令第13兵团发起宜沙战役,以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宋部主力围歼于长江以北,并趁势渡江南进,直捣常德宋部老巢。

  鄂西的7月,天气十分炎热,一时骄阳似火,一时大雨倾盆,“东北虎”到了江汉之间的水网地带有些吃不消了。部队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白天行军日晒雨淋,夜晚宿营蚊虫叮咬,中暑、患疟疾和痢疾比较普遍,从东北牵来的骡马也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大批死亡。

  四野毕竟是四野,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这支铁打的大军。

  程子华率第13兵团越过汉水向宜昌、沙市之间的长江北岸地区迅猛穿插。

  宋部第2军军长陈克非发现解放军主力向南压来,吓得连忙下令南撤。他的尾部撤退不及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吃掉了。陈克非一面组织部队抢运粮食,一面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此时,在长江北岸的宋部有近7万人,这些部队除第2军战斗力较强之外,大部为刚组建的新部队,他们哪里是四野的对手?宋希濂在常德总部接到陈克非的急电,连忙乘车亲赴前线指挥。

  宋希濂赶到津市,匆匆登上一艘小火轮溯江而上,7月15日晨在枝江换乘一艘军舰继续上驶。此时,古老背一带长江北岸已被解放军占领,迫击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不断飞来,在军舰四周击起高高的水柱,机枪子弹雨点般打在甲板上。宋希濂躲在一块六七厘米厚的钢板后,钢板被打得叮叮当当响。他对身旁的舰长说:“幸亏共军没有平射炮,否则,我们今天要葬身鱼腹了。”

  当日中午,军舰抵达宜昌,宋希濂上岸听取川鄂湘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罗开甲的战况汇报。

  “在宜昌附近由于构有坚固防御阵地,战斗不甚激烈,共军的主攻方向在上游的南津关。第60师在南津关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若干山头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如果南津关失守,船舶将无法上驶。”

  宋希濂盯着地图,一面听罗开甲汇报,一面默默沉思。

  “今晨共军已在古老背渡江成功,南岸的部队为第15军,如果抵挡不住共军的攻势,共军势将绕到宜昌南岸,断我主力南撤退路。”

  宋希濂想起军舰在古老背遭岸上枪炮射击的情景,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宜昌保不住了,撤吧!”

  宋希濂下令:

  第2军主力向巴东、野二关之线撤退,一部据守二斗坪一带山地负掩护之责。第124军第60师由长江北岸西撤,向驻秭归的第223师靠拢。

  在沙市、荆州地区的宋部第14兵团所部亦奉令撤退。

  宋希濂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之后,即与指挥所人员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7艘军舰,鱼贯上驶。通过南津关江面时,北岸山头的解放军用机枪和炮火向舰队射击,舰队亦用炮火还击。

  此时正是长江汛期,汹涌的波涛与炽烈的战火交织成惊心动魄的画面,宋部指挥所的军官们个个面如死灰,在心中暗暗祈祷。

  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舰队安然通过南津关,宋希濂松了一口气。

  四野第13兵团对撤逃之敌转入追击,至7月29日,宜沙战役落下帷幕。经过28天的作战,歼敌1.5万余人,解放鄂、湘两省17个县市,切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

  从此,白崇禧这只刁滑的猛禽折断了左翼。宋希濂集团虽然损失了1万多人,但其主力基本完好无损,更令他高兴的是摆脱了桂系的控制。他的部队退到鄂西巴东一线,脱离了华中阵营,纳入了张群的西南阵营。西南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战略后方,在解放军向华东、华中地区推进之时,西南暂时未受到直接威胁,宋希濂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宋希濂部西撤求得了一时之苟安(他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兵败被俘的命运),他的这一举动使沙市以南变成真空地带,程子华兵团得以沿沙常公路直捣湘西,严重威胁到了白崇禧的左翼安全。

  在宋希濂集团北上抢粮的同时,白崇禧制订了一项反击四野第43军的作战计划。洪学智率领的第43军原属肖劲光的先遣兵团,从黄石一带渡江后,先遣兵团建制撤销了,现由野司直接指挥。该军位于四野左翼,渡江后解放鄂东、赣西大片地区,因中路主力在武汉一带休整,右翼的第13兵团在汉水流域休整,所以第43军在四野阵线上最为突出。

  白崇禧瞅准“孤军冒进”的第43军准备来一个反扑,吃掉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他的作战计划刚一下达,林彪就通过谍报网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林、萧立即下令已南下进至德安、永修一线的第43军停止前进。白崇禧张开了血盆大口,可那块肥肉却悬在半空——够不着。他不敢冒险向北逼近“猎物”,只好守株待兔,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解放战争史上,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在指挥艺术和谋略运用上远不及他们的对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情报战上吃了大亏,他们视为机密的东西,在对手那里却像预订的报纸一样天天都能阅读。

  很显然,林彪在研究这些情报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宋希濂北上和白崇禧欲反攻第43军,是同一个战役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这个战役就是白崇禧策划的“华中局部反攻”。

  事实上,宋、白的军事行动虽然在时间上几乎同步,但是其作战意图并非一致。

  宋希濂的意图是西进巴东,拱卫四川,与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胡宗南靠拢,共同经营川康后方基地。白崇禧的意图比较复杂,他实际上只是转过了身来,布了一个诱捕“猎物”的陷阱,并没有向北进攻。他的这一姿态实际上是个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掩盖他南逃的企图。“小诸葛”压根儿就没有在湘北与对手大打一场的念头。他手里虽然有30万人马,但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桂系的3个军,其他部队指望不得,基本上是新组建的地方部队,既缺乏训练又缺少装备。白崇禧只有3个军的本钱,即使他自认为比林彪高明许多,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林彪一战,因为林彪有百万雄师!白崇禧的真正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两广。当时,美国第7舰队司令白吉尔有一部秘密电台设在白崇禧的总部,双方经常暗中联络。白吉尔要求白崇禧南下广东,说他手里有一批价值1700万美元的军火,只要白部到广东,就将军火全部交给他。

  “小诸葛”梦寐以求的就是取得那批军火,使他缺少装备的几十万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有实力与林彪决一死战。

  6月中旬,在广州的军事会议上,萧毅肃、马超俊等将领认为“保卫广东,只能依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的3个军”,他们要求调白部入粤。

  国防部长由阎锡山兼任,参谋总长是顾祝同,这两个人唯蒋总裁马首是瞻,均极力反对白部入粤。

  6月底,白崇禧电召程思远、李汉魂、邱昌蒲和李品仙、黄旭初到长沙会商“保卫广东”的问题。

  白崇禧说:“要保住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唯有华中部队入粤。桂军入粤须有国防部的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

  李品仙说:“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调华中部队南下广东。”

  桂系的这帮文臣武将在白崇禧的授意下,开始分头活动,欲将白崇禧抬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可是阎锡山就是不肯交出国防部长的兵符,他说:“本人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本人不敢有所更动。”

  阎老西不肯通融,“小诸葛”只得另求他途。

  林彪既然将宋、白的行动视为一个战役,当然就要同时还以颜色了。在命令程子华兵团围歼宋希濂主力的同时,他制订了一个围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

  林彪、邓子恢、萧克于6月底下达了发起湘赣战役的指令,计划以第12兵团、第15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共10个军43万人,围歼白崇禧部第3兵团主力于万载、宜春地区。

  具体部署为:第43军奔袭包围奉新、高安,抓住敌一至二个师,诱敌增援,并牵制其他各处之敌不能断然撤退;以第12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两翼迂回,对敌实行战役包围而歼之。

  7月4日,第43军开始按计划奔袭高安,8日奔袭奉新。四野的部队一出动,那些穿短裤的广西兵就开始弃阵狂奔。第43军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

  7月9日,白崇禧发觉有两支大军正向他的翼侧迂回,连忙下令南撤,其主力顺利跳出了林彪的包围圈,仅小部未逃出。

  这是林彪与白崇禧第一回合的交锋。林彪动用了43万人马,却战果甚微,仅歼敌4300人。这对于擅长战前精确计算的林彪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算的战役。他终于明白,白崇禧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对手都要难缠的家伙。

  湘赣战役的情况报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连连摇头,他对战果显然是不满意的。对付白崇禧没有高招是不行的,在四野南下之前,他就告诫过林彪等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毛泽东不得不对林彪进行战略指导。7月16日,他致电林、邓、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白崇禧部实行“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略方针,他对四野及二野陈赓兵团的兵力运用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越俎代庖,亲自为前线将领排兵布阵是比较罕见的,他一般只是在战略上进行指导,而对战役战术问题向来放手让前线将领自主决策。

  林彪不是一般的将领,那时他是毛泽东最为器重的人之一。林彪的意见毛泽东是尊重的。在这份电文的最后,毛泽东加上了这么一句:“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经过一天的思考,于17日再次致电林、邓、萧:

  毛泽东提出了比前电更为详细的排兵布阵方案,其主要精神就是歼白部于广西境内,他再次提醒林彪等:

  湘赣战役之后,已经进入三伏暑天,江南的炎热气候,使曾在东北的雪野上逞够威风的四野部队吃尽了苦头,战士们因水土不服患病的很多。那些拉大车、大炮的骡马大批死去。此事传到天津,正在天津养病的罗荣桓痛心疾首。那些骡马总数在10万匹以上,是东北老乡的牲口,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立了大功,既然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就应该让它们回东北老家,以免白白死去。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大批骡马被运回东北,乐得“东北王”高岗拍腿大笑,说:“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是一大贡献!”

  没了骡马,大口径的火炮就动不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重装备也因南方道路崎岖、水网纵横而无法前进。四野威力强大的美式重武器大都留在了湖北境内。

  林彪不得不下令部队在三伏天一边休整,一边调整体制编制,以便在伏天过后轻装南进,与那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广西兵比一比脚力,看到底谁跑得快。

  白崇禧一心做着“入粤”的美梦,他还没有意识到正坐在长沙这个火药桶上——程潜和陈明仁密谋的湖南起义已经进入倒计时。

  此时的蒋介石在台湾再也坐不住了,他收起“遁世远引”的幌子,终于从幕后走上前台。7月14日,蒋介石偕蒋经国、黄少谷、谷正纲等飞赴广州。他这次亲自出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阻止白崇禧入粤。

  经过两天的幕后活动,蒋介石在16日上午的“中常会”上,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蒋本人任主席,李宗仁副之。李宗仁的“元首”梦至此算是做到头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一次“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张群、陈诚分别担任分会主席。老蒋提议他的得意门生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并将广东及海南岛划入陈诚的辖区。陈诚与白崇禧向来不和,老蒋这一招明显得很,就是不让白崇禧染指广东。

  蒋介石明白只有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尚有实力与四野拼上几个回合,他无法容忍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一退再退,不让白部入粤,就是为了断绝白的退路。这样“小诸葛”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在湘桂战线与林彪一搏。

  白崇禧的桂系军队肯定会在与四野大军的厮杀中伤亡殆尽,用桂系的尸体挡住林彪的马蹄,为蒋系重振军备赢得时间,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飞返台湾之后,桂系的文武大员力促李宗仁为白崇禧当国防部长一事向蒋介石说情。桂系在广州四处周旋而一筹莫展,最后,李宗仁不得不亲自出马飞赴台北,向蒋介石当面说情:“健生执掌国防部为势所迫,非一己之私念,实为国家社稷着想,请总裁明断。”

  蒋介石背着手漫不经心地在房中踱步,他对李宗仁说:“白健生,‘小诸葛’,人才难得。我也希望他执掌国防部,可是他得罪了不少人,胡宗南、宋希濂都反对他当国防部长。西南防御重在守川,而胡、宋是我们守川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为全局考虑,白健生还是不当国防部长好。”

  李宗仁无功而返。

  白吉尔的第7舰队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撤出青岛基地,装在运输舰上的大批军火只能在海上漂泊。美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驻华美国人士对桂系也已绝望。白吉尔由于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仍打算将军火交给白崇禧。他不断通过秘密电台,催促白部入粤,为此,桂系上下心急火燎却毫无办法。

  正当白崇禧为入粤问题煞费苦心之时,他的部下不断提醒:程潜不可靠,有投共的迹象!白崇禧始才警觉起来。

  此时,桂系的军队沿粤汉线退到了长沙以南的衡阳一线布防,长沙以北的防务移交给了陈明仁的第1兵团。

  陈明仁自从四平战后到南京受奖,旋被削职,开始对“蒋校长”怀恨在心。非嫡系的将领抱怨蒋介石只重用“黄埔学生”,而黄埔学生却抱怨校长只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老乡。陈明仁在南京任军事参议的闲职长达一年,终日无所事事,只好借酒消愁。到了1948年下半年,“校长”所重用的那些学生在全国各个战场无不惨遭败绩,他终于想起身边还有一位叫陈明仁的“名将”,于是决定让陈明仁再度披挂上阵。

  最初,蒋介石想让陈明仁到西北任胡宗南的参谋长。陈明仁对“浙江帮”早就心怀不满,加上参谋长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正在犹豫之际,白崇禧找上门来了,让他去华中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

  于是陈明仁从蒋的嫡系转到了桂系的麾下。白崇禧入主华中,蒋介石不能眼睁睁看着桂系在华中坐大,在人事安排上颇费心机,以削弱白的势力。让陈明仁到华中任职其意在于“搀沙子”,陈明仁是黄埔将领,与桂系素无渊源,这对挫败李、白变华中为“桂系一统天下”的企图有重要作用。

  白崇禧一眼就看穿了蒋的企图。不过,他还是大胆重用陈明仁,在“小诸葛”的眼里,陈虽出身黄埔,曾为蒋的“爱将”,可是经过金陵酒水一泡,早就对蒋“红了眼”,何况白与陈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陈诚。

  陈明仁于1948年10月到武汉任职。两个月后,白崇禧为了壮大华中势力,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拉拢陈明仁,恢复了第71军的建制。

  第71军是陈明仁起家之本,已在东北被林彪消灭了。恢复第71军的建制着实令陈明仁感激不已。白崇禧人情做到底,干脆将第71军与第29军一并合编为第1兵团,保举陈明仁为兵团司令。

  陈明仁撤职查办之前是军长,复出仅两个月就擢升为兵团司令。“小诸葛”认为陈明仁该对他感恩戴德了,于是将第1兵团调往湖南,以监督桂系的一个“宿敌”—湖南省主席程潜。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黄兴指挥武汉革命军作战。宋教仁遇刺后,程潜在湖南宣布讨袁参加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后,程潜被蔡锷委任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率一个营的兵力回湘讨袁,经半年的激烈战斗,驱逐湖南督军汤乡铭,平定全湘。这次讨袁战争,奠定了程潜在湖南各界人士中的崇高声望。段祺瑞执掌北洋政权期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程潜受中山先生委派,再次回湘领导护法军与北洋军作战,于1917年11月收复长沙,大败北洋军,再次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1920年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程潜先后任陆军次长、陆军总长等要职。陈炯明叛乱后,程潜与孙中山一同乘舰去香港。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程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在东征和北伐作战中屡建军功。北伐战争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率部攻克南昌、南京等城。在1927年风云莫测的动乱中,他的第6军被蒋介石在南京缴械遣散。程潜逃到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任命他为东征军江右总指挥,迫蒋介石下野。从此,程潜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仇。蒋介石复出后,联桂倒程。1928年5月21日,李宗仁以召集会议为名将程潜从长沙骗到武汉,将其拘禁。程潜的部队群龙无首,被蒋介石全部消灭在湖南境内。从此,程潜又与桂系结下了深仇大恨。

  1948年8月,程潜回湘任湖南省主席,这一人事安排也是蒋介石为削弱桂系势力的一着“妙棋”。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白崇禧将华中与广西老巢连成一片。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内部各派系的倾轧更趋激烈,他们都忘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训。

  程潜绝不会甘心充当蒋、桂斗争中的牺牲品,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自然要走“联共”的路子。

  白崇禧一生算计别人,却在这件事上被程潜算计了。

  其实,陈明仁率第1兵团入湘正是程潜暗中运作的结果。陈明仁与程潜渊源甚深,他们是醴陵同乡,还有师生之谊。程潜早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他想在湖南起义,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是不行的,于是决定将陈明仁从武汉“挖”过来。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岂料白崇禧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认为有“恩”于陈明仁,陈便会忠心为他监视程潜。

  更可笑的是蒋介石,认为陈明仁还会忠心于他这个“校长”,竟在第1兵团移师湖南之时,致电陈明仁,密令其监视程潜。

  陈明仁一到长沙,就将蒋介石的密电交给了程潜。两人相视大笑,举杯痛骂蒋、白“太流氓”。

  从此,程、陈在长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演戏给天下人看,真的迷惑了不少人。

  程潜在公开场合高唱和平,是向中共发信号;陈明仁则“坚决反共”,是让蒋、白放心。在蒋、白看来,程潜空喊和平不足为虑,因为湖南的兵权握在陈明仁手里。

  白崇禧率部从湖北退入湖南之后,程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军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

  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

  6月30日,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备忘录》之后,立即电令四野陈兵于湘鄂边境,同时派袁任远、李明灏前往武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袁、李都是湖南人,尤其是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均有颇深的交情。北伐战争时期,程潜任第6军军长时,李明灏在该军任师长。1923年陈明仁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本已逾期,李明灏当时是教育长,念同乡之谊,将陈破格录取。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肖劲光:

  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

  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李明灏已到否。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这封电文发到四野,林彪、邓子恢立即找李明灏商量,如何转交程潜。

  李明灏说:“陈大寰可当此任,他是汉口大公电池厂厂长,程潜、陈明仁左右许多人他都认识。”

  林彪和邓子恢听了李明灏的介绍,一致认为陈大寰是个合适人选。当晚,林彪在汉口璇宫饭店设宴招待李明灏、陈大寰,并亲自布置任务。

  7月5日,陈大寰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登船向长沙进发。临行前,李明灏用隐语向程潜、陈明仁各写了一封信,劝其“勿失良机,一切事情与陈先生面谈”。

  11日上午9时,陈大寰在长沙程潜寓所掏出一个手电筒,取出电池,然后将电池的商标纸和防潮油纸撕掉,露出一张折叠得与电池锌筒一样高的电文纸。

  陈大寰小心翼翼地将电文递交给程潜:“这是毛主席给您老人家的信。”

  程潜双手捧读毛泽东的信,激动不已,一连诵读了几遍,喃喃自语道:“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

  程潜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道谢。老人情不自禁地走到窗边,望着烈日暴晒下的潇湘大地,兴奋地说:“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得以圆满解决。”

  白崇禧已将桂系主力南撤到衡阳一线,他本人也准备随司令部移驻衡阳,可是程潜令他颇不放心,他必须先解决“老家伙”的问题,才能放心离开长沙。

  白崇禧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他派人到广州活动,蒋系和桂系都对程潜警觉起来,他们一致同意白崇禧的方案,调程潜到广州出任考试院院长之职。

  程潜已接到毛泽东的复电,起义决心已定,拒绝到广州任考试院院长。

  此时,四野的三路大军又有了新的动作,西路第13兵团已进抵常德,中路第12兵团亦挺进湖南境内,尤以东路的第15兵团动作最大。第15兵团于7月中旬发起了赣西南战役,向江西绥靖公署方天所部展开迅猛追击。

  长沙在三支红色箭头的进迫下,即将陷于三面包围,白崇禧开始部署撤退。他决定由陈明仁暂且留守长沙,程潜带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

  程潜连广州都不愿去,岂会去桂系的老巢广西呢?他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去劝说白崇禧。

  “陈明仁兵少,无力维护湘中、湘西广大区域,湖南地方部队撤往广西,这些地方非乱起来不可。何况这些部队都去广西,交通运输拥挤不堪也会出乱子,湖南兵不愿背井离乡,恐怕未去广西就逃散了大半。加之广西物资供应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去了,你负担得起吗?”

  白崇禧一听要担负湘军的给养就皱起了眉头,问唐星有何良策。

  “湘西是个好地方,芷江有公路通云、贵、川三省,白长官要是在湘、桂战线顶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到贵州会师。”

  白崇禧思忖良久,认为唐星的主意不错。湖南的地方部队人数有十几万,却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让他们先去湘西暂时可挡四野西路的“那支箭头”,不行再去贵州,可免广西遭“蝗虫过境之灾”。

  白崇禧说:“好!就按你说的办,由你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唐星见这么容易就骗过了“小诸葛”,内心一阵狂喜,他不动声色地说:“要我去负责可以,但颂公(程潜,字颂云)不能走,我还要借这块牌子用用。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撤到邵阳;第二步再到芷江。”

  白崇禧不知是计,点头应允道:“好吧!你立即去办!”

  7月21日上午8时,湖南省府大院停了20多辆大小汽车,程潜率省府大员和警卫团官兵准备向邵阳进发。他怕白崇禧变卦逼他去广西,说走就走了,甚至来不及通知陈明仁。他匆匆写了一个手令,对程星龄说:“我们去邵阳暂避一时,你立即把这个手令交给子良(陈明仁字子良)。”

  程星龄走后,程潜集合省府人员训话,他长篇大论地回顾了一年来主持湘政的情况,最后说:“就守土有责之义而论,本主席本应坐镇长沙,唯以军情转变,前方军政之配合,后方应变之措施,均待及时调度,故本主席决定出巡邵阳,主席职务由陈司令官全权代理。”

  此时,白崇禧驱车赶来,握着程潜的手假惺惺地说:“我来为颂公送行。”

  程潜笑道:“多谢关照!”程潜钻进小车,令车队出发。

  20多辆汽车先后驶出省府大院,白崇禧长嘘一口气,当日下午他就放心地离开了长沙,到衡阳设防去了。

  程潜的小车驶出南门,停在路边,程星龄机警地从暗处闪出,钻进了小车。

  当日下午,程潜抵达邵阳,住进了退役师长陈光中在郊外的住宅。陈光中是反共大恶霸,那所宅院筑有碉堡,便于警戒。

  傍晚,白崇禧打电话给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查询程潜住在哪里。魏说住在陈光中家里,白崇禧一听果然就放松了警惕性。

  岂料程潜虽住在反共大恶霸家里,却并未停止起义行动,他频繁召见湖南地方部队实力派人士,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23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张立武赴邵阳,与程潜密商起义通电发表的时间、地点和邵阳部队的部署。

  7月20日黄昏,四野的先头部队逼近黄花市。防守黄花市一带阵地的是陈明仁部的一个团,团长程杰是程潜的远房侄子。

  程杰接到前线的报告,立即下令退出黄花,以避免与解放军接火。

  早在五天前,程潜曾在省府当面对程杰作了六条指示:

  一、共军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挺进,西路走常德、桃源,东路出平江、浏阳,他们是企图追击、迂回歼灭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白崇禧则想把共军吸引在长沙进行决战,而把他的部队拖到衡阳,他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

  二、共军东、西两路使用的兵力很多,因此,解放长沙还得稍缓一步,预计要到7月20日以后才能靠近长沙。东边的共军是由平江方面来的,首先将与你的部队在黄花市接近,你要切实注意掌握官兵,到时不能放一枪,免得造成误会。

  三、共军将经黄花市、永安市进到株洲、渌口,切断长沙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构成对长沙的三面包围,这时我们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就变成共军的后方了。

  四、当共军接近长沙时,将和我们进行联系,双方人员都经黄花市出入,你要注意保护这段路上的安全,使来往人员畅通无阻,但又不能向官兵公开。

  五、白崇禧逼我离开长沙,我在近几天得去邵阳暂住,很快就会转回长沙。在这段时间内,你的一切行动更要仔细,一点也不能露出痕迹。尔后的行动陈子良对你会有具体指示。

  六、陈子良现在还没有将起义的事对所属部队公开,因此,你对军、师长下达的命令,假事还得当真事做。这比真的作战还难,好在时间不会长了。

  就在程杰率部赴前线设防的那天清晨,陈明仁乘吉普车来到程杰团,向即将赴黄花市和永安市的官兵训话,他说:“过去71军在东北的四平打仗,仗打胜了,却把四平好端端一座城市打得稀烂,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次我们防守长沙要吸取教训,仗要打胜,但不能使长沙的百姓受到半点损失,这才算是真正保卫了长沙。打胜仗唯一的要诀,就是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命令你们打,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进;命令你们后退,就退……”

  陈明仁训完话,将程杰叫到吉普车上,开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两人下车爬上路旁的小山包,席地而坐。

  “颂公昨晚对你有什么指示吗?”陈明仁递给程杰一支烟。

  程杰如实将程潜的六条详细述说了一遍。

  陈明仁虽然一再向程潜和中共地下组织表示,愿意追随程潜和平解放湖南,可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怕共产党跟他“算四平的老账”。

  上月程星龄曾赴香港见到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对颂公起义,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亦既往不咎,绝不会追究四平的问题。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这话你可传给陈明仁,请他不要有顾虑。”

  程星龄将章士钊的话传给了陈明仁,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陈明仁的顾虑并未彻底消除。

  陈明仁点燃烟,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形势所迫,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八年抗战,湖南受了很大损失,老百姓厌恶战争。颂公谋求和平,我早就表示拥护。仗是没法打了,即使拼死一战,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局面。为了保全湖南一点元气,给我们官兵一条生路,只有和平一途。”

  陈明仁叮嘱道:“现在我对各军、师、团长都没有公开,你要严守秘密。军部、师部对你下达的指示,还得相机应付,对团里的军官要切实掌握。你们团进入阵地后,仍应命令营、连长做防守工事。我会召集军、师长把事情公开,估计还得一两个星期。在没有公开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问题,可写信派专人送给我。”

  程杰有些为难了,虽然,程潜和陈明仁都要他假戏真演,可毕竟有区别。程潜叫他“一枪不放”,而陈明仁却令他“也得顶住”,听谁的呢?

  7月20日黄昏,解放军逼近黄花市,程杰一枪未放就撤走了。

  次日,进占黄花市的解放军又向永安市逼进。各营、连报告“敌情严重”,前线部队丢一枚手榴弹就可打上对方,双方接火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程杰左右为难,打吧,会违抗程潜的指示;撤吧,会违抗陈明仁“也得顶住”的命令。好在他脑筋转得快,立即就想出了高招。他对上级搞假报告,对下级搞假命令,反正是演戏嘛!

  他将各营长召来,说:“我团防守阵地太宽,现阵地不利固守,决定向后转移阵地。”

  程杰握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刷刷画了几笔,指示各营按地图上新标的阵地布防。这样各营又后撤了将近10里。

  程杰又向师部和军部告急,说:“共军进攻猛烈,我团顶不住了。”

  7月22日,军部调4门无坐力炮前来增援。炮营的胡营长不知黄花市已经弃守,按军部的命令开着拉炮的汽车到了黄花市,车未停稳就发现到处是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吓得他连忙令司机掉头逃窜。可能是解放军方面也有不许开枪的命令,胡营长得以安全脱险。

  军长杜鼎接到胡营长的报告,大发雷霆,要追究程杰擅自放弃阵地的责任。

  此时,永安市方向有一个连尚未接到撤退的命令,就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派去送命令的传令兵被解放军捉住,旋又被放回。那个传令兵将程杰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共军没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饭。他们首长知道您是程主席的侄子,有个纸条让我交给你。”

  程杰接过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军长杜鼎和师长曾京正不断来电追究擅撤阵地之事,“共军”还要他撤,怎么办?

  程杰心一横,干脆命令电台停止与军部、师部联络,同时令第一营再次后撤几里。

  程杰的行为首先引起了内部的惊慌,副团长和参谋们以及各营、连长都在议论纷纷:“团长在搞什么鬼?”“被共军包围的那个连居然能平安撤回?”“军部、师部都在追究团长的责任,说要军法从事,可团长却若无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杰怕部队出乱子,于是召集各营长和团直属连长开会,他说:“司令官的训话精神你们领会了没有?你们只要绝对服从我就行了,一切责任均由我负。我对司令官负责,军、师长办不了我,你们放心好了。”

  程杰团一撤再撤,长沙以东的防御阵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程团左右两翼的部队受到威胁,纷纷向军部、师部告状。他感到压力太大,于是将几天来的情况写信派人送给陈明仁。

  陈明仁于24日清晨派一名中校参谋到程团,他的指示就写在程杰那封信的背面:“老弟,你处置得对。军、师责难忍耐一下,有事我会解决。”

  中校参谋还没走,师长曾京带着一个警卫连来了。

  “你是怎么搞的?请解释清楚!”曾京怒气冲冲地质问。

  程杰笑道:“野外的阵地战,主要是选择有利地形凭险固守。黄花市和永安市包括在阵地以内,正面太宽,无险可守,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

  曾京望着程杰那张玩世不恭的脸,听了荒唐的解释,更加恼火,他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一枪不放,就将东、西两个要镇丢给了敌人,擅自后撤十几里,敞开大门让敌人进来,使左右两翼友军受到威胁。你真是胆大包天,敢拿脑袋开玩笑!你同我一起到军部去讲清楚,你讲的这些歪理我没法向军长交差。你为什么对军部、师部的电报不作答复?”

  “电台坏了,送长沙修理去了。”

  “师部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路,你为什么不派传令兵送报告?我急得两个晚上没合眼,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你现在就跟我到军部去自己销案。你的这个团也调下去,我命令范广鉴团接防。”

  程杰团防守此一要冲是程潜和陈明仁有意安排的,现在要换防非打乱起义计划不可!程杰的脸立刻黑了,语气强硬地说:“敌人如果从我这里攻入长沙由我负责,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军部我也不会去的,我的这个团守在这里也不会动。军部、师部认为黄花市和永安市不能丢,我保证收复回来!”

  “你的几个鸟兵能虎口夺食?”曾京想到他是程潜的侄子,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陈明仁派来的参谋躲在另一间房里听得真真切切,这时闪了出来。程杰说:“刚才的情况,你快回去向司令官报告。关于收复黄花市和永安市是一句空话,目的是打发曾师长走人。”

  曾京到军部向杜鼎报告,杜鼎又跑到兵团部向陈明仁报告。杜军长又夸大事实,说程团后撤了几十里,而实际上只撤了十几里。

  真实情况陈明仁了如指掌,他说:“兵团采取外线作战保卫长沙市,黄花市和永安市无死守的必要。程杰后撤几十里,这个情报不确实。小吴门到黄花市只有45里,依这个情报,程杰岂不是已进城了?为什么他的团指挥所还在浏阳河东岸?究竟情况怎样,我会派人去调查,程团不能撤换。”

  杜鼎听了兵团司令的一席“高论”,对这位守四平的名将居然会附会程杰的“歪理”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将这一情况越级向衡阳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报告了。

  7月25日黄昏,军部和师部各派一名作战参谋来到程团,将转抄的白崇禧的电报交给程杰。白电大意为:查共军由黄花市、永安市进到团山镇,曾通过程杰团防守阵地,为何未发生战斗?命该团火速详细具报。

  此时,团部附近正枪炮声大作,程杰说:“我们正在反击敌人,今晚就要把黄花市、永安市夺回来,明天一早上报。因电台坏了,不能发报,烦请二位向军长、师长报告,以免再发生误会。”

  两名参谋将信将疑地回去了。

  其实,那激烈的枪炮声是程团搞的实弹演习。程杰不断将演习当成真实的战况向上报告,并向师部和军部方向布置警戒,以阻止上级再派人来调查。

  师部和军部听到连续几个晚上枪声大作,程团的战报又说得惊心动魄,于是来电询问伤亡情况,程杰胡乱编了一个数字报上去。从此,程杰每天都得编造伤亡数字。

  这场戏一直唱到7月31日。

  程潜离开长沙赴邵阳的消息曾一度引起长沙的混乱,因为程潜一贯主张和平,市民们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主张和平的程颂公走了,留下来的是守四平的陈明仁!

  长沙即将化为“四平街第二”的议论沸沸扬扬,陈明仁守四平的绝招就是血腥的街垒巷战,市民们人心惶惶,都为长沙又将受到战火的浩劫而寝食难安。

  有钱的人竞相逃难,引起交通混乱,舍不下家业和没钱的人只能听天由命,或在街上三五成群乱发议论。

  陈明仁为了安定人心,在7月21日下午宣布任代省主席的就职典礼上,向各界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意气守长沙,就会使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所以我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市内作战,而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之,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到枪声。”

  7月24日,程潜派往武汉与四野联络的代表刘纯正回到了长沙,陈明仁立即将其请入密室。刘纯正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是同期同学,这是程潜派他赴武汉的重要原因。

  “你见到林彪没有?”

  “见到了。”刘纯正说,“四野的和谈代表团到了平江,李明灏也来了。”

  陈明仁听说恩师李明灏来了,内心一阵激动,问:“代表团都有些什么人?”

  “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

  当晚,陈明仁打电话给邵阳的程星龄,他怕泄密,不敢在电话中细说,只说有要事相商,请他速返长沙。

  7月25日,程星龄自邵阳出发,途中汽车出了故障,在湘潭住了一夜,26日到达长沙。这期间正是程杰在长沙东面“搞演习”的时候。

  程星龄来到织机街陈明仁官邸,见了陈明仁,未及开口,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电话是白崇禧从衡阳打来的,说是“据报程星龄潜返长沙图谋不轨,速将其逮捕查办”。

  陈明仁放下电话,笑道:“白健生至此还信任我陈某。他知你已回长沙,要我逮捕你。”

  “你怎么应付?”

  “好办,今天下午我让稽查处长毛健钧去找你,限你明日离开长沙。你就对他说,是奉颂公之命向省银行筹款的,钱已拿到手,明天一早就回邵阳。”

  “你说有要事相商,我就急着赶来了,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一天,到底是什么事?”

  “刘纯正回来了,李仲坚(李明灏)到了平江。”陈明仁稍顿片刻,“四野方面的和谈代表团在平江,仲坚是五人代表之一。他们要求我方速派代表团谈判,我想请你先去平江,邀请仲坚到长沙一叙。”

  当日下午,程星龄在家里首先应付了稽查处长毛健钧,随后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余志宏,汇报了陈明仁交代的任务。

  “请派一名向导随我去平江。”

  余志宏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关键人物,他当即表示指派欧阳方为向导。

  27日凌晨,程星龄、李君九(陈明仁的代表)与欧阳方乘吉普车赴平江,行至东屯渡弃车渡河,然后步行经黄花市与解放军前哨接上了头,当晚在春华山住了一宿。次日,四野部队派汽车将他们送往平江。

  四野的和谈代表团住在平江东门外县立中学,他们最初认为程星龄等是程、陈派来的和谈代表。

  “我们是受陈明仁司令官委托,来邀请李仲坚先生去长沙叙旧。”程星龄解释道,“程颂公目前还在邵阳,对贵方代表已抵平江之事尚不知晓。”

  金明早知陈明仁心存顾虑,欲邀李明灏探询情况,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即表示同意。次日,李明灏随程星龄自平江出发,返回长沙。

  与此同时,程潜一大早就带着警卫队的手枪排出了陈光中那所警戒森严的宅院,他对随从副官说:“白健生若来电话,就说我散步去了。”

  程潜乘一辆日本造的防弹小汽车,手枪排乘几辆中吉普,车队风驰电掣般朝长沙飞驶。

  驶至离湘潭市区大约20里的伍家花园,程潜下车登上“洞庭”号巡逻艇,沿湘江顺流而下,直抵长沙水陆洲。程潜登岸之后,秘密住进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白崇禧接到密报,令湘潭市的特务机关在湘江渡口截查程潜的那辆日本防弹车,可是那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这天下午,陈明仁和夫人在官邸宴请阔别已久的恩师李明灏。

  “解放军到平江后已奉令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颂公和子良举义极为重视。”李明灏关切地问,“子良对起义行动有什么难处没有?”

  陈明仁放下筷子,表情复杂地说:“颂公倡议和平,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领会陈明仁话面下的真实意蕴,于是开导道:“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认为共产党是英明的党。毛主席、周副主席谋略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解放军乃仁义之师,为人民的利益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待之为上宾。论反共,你比傅作义如何?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如果说章士钊的话不足为凭,那毛主席亲笔的密信还不是物证吗?”

  陈明仁听了这一席话,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他解开军装的纽扣,显得轻松多了。

  “这次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我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李明灏用筷子指着陈明仁的军衔领章说,“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的。”

  这正是陈明仁最关心的问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明仁顾虑顿消,拍着胸脯道:“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施。”

  陈明仁带兵的特点是高高在上,长官派头十足,从来不与部下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部下对他敬畏不已,在所有的军长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起义之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陈明仁对军、师长们的工作却一点都没有做。

  “子良,你手下的将领怎么样?都可靠吗?”

  “老师所虑极是,我近日便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

  下午5时,陈明仁派车将李明灏送往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程潜与李明灏相见,彼此感慨万分。

  “颂公,您老还好吗?毛主席让我问候您!”

  程潜泪光闪闪,握着老部下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湖南的事情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程潜秘返长沙及李明灏在长沙露面的消息令蒋系、桂系惶恐不已,他们预感到长沙将要发生爆炸性的事变。在四野三面包围长沙的情况下,白崇禧已经没有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镇压“预料中的叛乱”。

  蒋、桂都把希望寄托在一贯口口声声“反共”的陈明仁身上。

  7月30日,广州政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宣布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提升陈明仁为总司令。

  与此同时,白崇禧致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令联勤总部派飞机运了一批武器和现金到长沙,其中有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枚,银圆券一批。

  对蒋、桂的“高官厚禄”,陈明仁一律笑纳,他在当天的军、师长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了起义计划:“各位都清楚长沙已陷于共军的包围,要想在长沙作战中取胜,没有任何希望。只有跟程颂公走,实现湖南的全面和平,本兵团与共军携手才是官兵唯一的光明之路。本人决心已定,拥护颂公的和平义举,请各位发表意见。”

  军长、师长们在私下对陈明仁的反常举动议论颇多,此时陈一旦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既感到在意料中又感到有些意外。一般说来,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先在会前个别谈话摸底做工作,陡然摆在会议桌上,都不敢轻易表态。

  陈明仁见无人说话,就宣布按编制序列一个一个发言。

  “既然司令官决心已定,我们还能说什么,跟司令官走……”

  军长、师长们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敢说真话,怕遭杀身之祸,因此,与会将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与第一位发言者一个口径。

  陈明仁做工作的方法的确太简单了,他见大家一致赞成并无反对意见,便没有细致分析部下的真实心态,于是打开公文夹,宣布调整部队的部署,让路给解放军进入长沙。

  8月1日,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飞赴长沙,想在最后一刻劝阻陈明仁。黄杰和邓文仪当时分别任国防部次长、政工局长,是陈明仁在黄埔的同学。

  飞机于11时30分降落,黄杰、邓文仪走下飞机,见机场四周戒备森严,两辆吉普车停在飞机旁,两人心里一阵紧张,预感此行凶多吉少。

  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位中校,朝黄、邓行礼后说:“陈司令官在省府恭迎二位将军,请上车。”

  黄、邓匆忙钻进吉普车,一路上忐忑不安。陈明仁站在省府大楼门口,满脸笑容,黄、邓见了始才心安。

  “二位仁兄驾临危城有何急务?”

  黄杰想尽早脱身回广州,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已任命程颂公为考试院长,我们是来迎请程院长赴任的。”

  陈明仁故意做出为难的样子,说:“颂公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行踪不明,你们看怎么办?”

  黄杰、邓文仪清楚陈明仁在这件事上不肯合作,于是转入正题:“仁兄是校长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如今总裁落到这步田地,我们黄埔学生,绝不应落井下石、自陷不义啊!”

  陈明仁沉默不语,他对蒋介石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黄杰明白陈明仁一生重义气、讲交情,是个点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他以前在金陵借酒浇愁之时,对蒋怨恨甚深,重新起用之后自己屡受蒋提携,特别是“校长”受桂系打击,被迫下野,已是落难之人,在这种时刻,陈明仁的心情颇不平静。

  黄杰从陈明仁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话起了一定作用,于是趁热打铁讲了“校长”如何寄厚望于“子良守长沙再著四平战功”之类的话。

  提到四平战功,陈明仁内心的反感又浮了上来。

  黄杰掏出蒋介石的亲笔信,说:“长沙不能守的话,可退守湘西,校长信中有明确指示。”

  陈明仁看了信,摇头叹了一口气。蒋介石写道:

  黄杰见陈明仁对蒋介石的信没有任何表示,问道:“仁兄是想死守长沙还是退守湘西?”

  陈明仁道:“我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为矣!”

  随后,陈明仁与黄、邓共进午餐。餐后,黄、邓二人趁酒劲未去,一边大讲忠孝节义的空话,一边继续煽动陈明仁“再建四平战功”。提起四平之事,陈明仁便心生厌烦,黄、邓的说项自然驴唇不对马嘴。

  这天下午2时,师以上军官按通知准时到省府开会。本来陈明仁要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起义的决定和具体实施办法。几杯酒下肚之后,再经黄、邓二人的煽情,陈明仁心潮起伏,烦躁不安起来。

  开会时间过了很久,陈明仁还不到会,与会者在会议室议论纷纷,猜测会议主题不外两种:宣布起义或死守长沙。可见将领们到这种时候心里都没谱。

  参谋长问陈明仁:“下午的会议还开不开?”

  陈明仁不耐烦地挥手道:“你没看见广州方面的客人在这里吗?让大家等一等。”

  参谋长退出后,认为黄、邓纠缠不休,广州的客人不走,会议就开不成,于是心生一计。过半小时后,参谋长让人去向陈明仁报告,说共军先头部队过了浏阳河,游击队出没于市郊,有破坏飞机场的企图。

  黄、邓二人听说飞机场受到威胁,怕回不了广州,连忙起身向陈明仁告辞:“既然机场有情况,我们就走了,子良你要保重!”

  陈明仁将二人送到门口,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

  黄、邓二人登上飞机,没有径飞广州,而是到衡阳向白崇禧报告去了。

  陈明仁来到会议室,显然还没有从应付黄、邓的气氛中清醒过来。他复杂的表情令与会者一头雾水,猜不透陈明仁真实的想法,而他含含糊糊的讲话更令部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说:“诸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不愿打内战,完全是全省三千万军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绝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陈明仁并未挑明要起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行动计划,甚至说:“要准备好渡船,选择好驻地。”这纯粹是防止发生不测事变的先机处置,使部将普遍认为陈明仁尚未最后下定决心。这为几天后,特务煽动部队叛逃埋下了祸根。

  这是起义之前,陈明仁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后,驻长沙的部队就开始陆续向湘潭、宁乡撤退。

  程潜、陈明仁开始与李明灏初步谈判。陈明仁提出:“该兵团除留第232师维持长沙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解放军可于4日进城。”他“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以努力杀敌立功”。程潜担心白崇禧派兵进攻邵阳,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

  李明灏将程、陈的要求电告四野首长。

  四野首长复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

  8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程、陈显然不了解这些原则问题,居然提出了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要求。

  毛泽东、朱德接电相视大笑,但是伟人毕竟是伟人,有着博大的胸怀,既然曾许诺对方“可权宜处置一切”,当然不会食言,毕竟是临时机构。

  8月5日,毛、朱复电程潜、陈明仁:

  毛、朱的上述电报发出之前,本来一帆风顺的湖南起义忽然风波迭起,陈明仁部发生了叛乱。

  8月4日,《湖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条重要消息:“湖南十万军队放下武装,向傅作义看齐。”

  这条消息显然是不准确的,湖南军队是准备“起义”,与“北平方式”是两码事,更不可能像长春郑洞国那样“放下武装”。发消息的新闻记者混淆了起义、改编和投诚这三个待遇相差甚远的概念。李明灏看到报纸顿时感到会对起义部队产生消极影响。

  这条消息在陈明仁的司令部引起了风波,陈明仁本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认为受到了侮辱,说:“湖南还没打仗,怎能与北平同日而语?”

  正在陈明仁发脾气的时候,派往春华山与四野和谈代表团谈判的两名代表适时返回,他们将接管长沙市的和谈草案六条递给陈明仁,内容为:

  一、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

  二、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

  三、解放军负责维护程、陈两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陈两将军警卫人员负责;

  四、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不得破坏治安;

  五、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陈两将军所属军、警、宪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

  六、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

  陈明仁正在气头上,于是板着面孔,对两名代表说:“我也提六条,你们好好记录。”

  两名代表连忙掏出纸笔,陈明仁的六条为:

  一、市内同意交解放军统一指挥,但岳麓山暂不能交出;

  二、目前部队需要整顿,暂难配合作战,为整训和粮食供应,长沙以西之宁乡、湘乡、湘潭、益阳、常德最好给我部驻屯;

  三、省政府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我以辞职形式交出,新中共湖南省委暂不宣布,王首道暂不来;

  四、军队内部复杂,整编推迟;

  五、不能在整编部队后进行清算和斗争;

  六、将来配合作战,要给我部补充武器装备。

  陈明仁说完,将手一挥,说:“你们找李明灏去!”

  罗文浪和郑克林将陈明仁的意见向李明灏提出,并说:“司令官很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

  李明灏明白是报纸上那条消息引起的,随即与罗、郑重返春华山,金明听了陈明仁方面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与其他代表商量后,答复说:“‘岳麓山暂不能交出’一条我方不能同意,其他均依陈将军之意见。”

  当日下午,陈明仁首先同意了双方代表最新达成的协议,解放军一个师5日由东屯渡过河,经小吴门入城接管长沙市。随后,程潜与陈明仁领衔,与30多名湖南军政要员联署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电文为:

  这个通电是8月3日晚上定稿的,在讨论电文时,陈明仁做了一件极为失策的事。此前一天,第1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议,将军统大特务毛健钧扣押了。这时,李明灏受地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