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6.养女(下)
“大家静一静, 咱们请列宁同志给大家讲几句。”
向旸看向我,立刻会了意。
知青们也立刻知道了我们要玩什么把戏, 这个文化枯竭的年代,颠过来倒过去的只有八个样板戏,普通人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不管什么时候,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办法。
我帮向旸选了当下最时兴的——模仿电影中伟人的讲话,对已有的经典进行艺术再加工。单是模仿的难度也是相当大,并非人人都能学会, 一旦某人学得有几分神似, 装出几分普通人无法比拟的领袖气质, 又能有独到之处,那模仿者便会成为众人眼中的偶像。
向旸说过当年在军区偷看了许多内参电影, 我知道他在掂量着该模仿哪部, 越南电影和朝鲜电影不合适, 悲壮肃穆但是模仿起来戏剧张力不够, 很难通过表演给在场的知青带来精神上的冲击。国内的也不成,大伙都太熟悉了,缺少表演难度, 咂摸了一阵儿之后, 他挺了挺身, 两只手快速的把头发向后梳了几下, 然后一手撑腰, 另一手握成空拳抵住嘴轻咳了两声。
周围突然安静了, 刚才歌舞升平的浮躁没了。
我顿时会了意,横抹了一把煤灰在鼻子下面。时间,仿佛回到了攻克冬宫的前夜。
向旸把目光缓缓地扫象众人,然后盯着我,神情忧郁地问道,
“约瑟夫同志,准备好向冬宫发起进攻了吗?”
这句经典的台词一出口,我觉得他真的变成了电影中的列宁同志,周围的知青们好象变成了电影中那些仰望着列宁的工人。
为了配上向旸的严肃认真的劲头,我卷了一件薄棉袄塞进衣服里,挺起肚子,虽说有些滑稽,但俨然一副谦虚而又专断的二首长派头,我对他说 ,
“敬爱的佛拉基米尔 依里奇,尼古拉的大门将在明天一早,被英勇无畏的工人阶级打开,为此我们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向旸听了立马握紧拳头义愤填膺的说,
“剥削c压榨c统治c奴役c暗杀c暴力c饥饿c贫穷合起伙来吞噬着我们几千年来,工人阶级的血已经流成了海,难道我们的血还没有流够吗?”
我知道,这一段要求语速快,吐字准确,务必把每一个字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调动起听众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向旸微微颔首,那双星子目平等的落在这间屋子里所有知青的脸上,最后又抛回给我。
那双眼睛真暖啊!我心口发烫。
周围不停的有几个女知青窸窸窣窣的小声嘀咕着,“真像啊!他们的语气神态,真像啊!”
那个看上了向旸的女知青不知什么时候掏出了口琴,像是鼓动一样的吹起来。向旸突然把落在我脸上的目光抛给她,像是在回应。
大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都有着相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知青们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受了感染,人人动容。我知道,该是把气氛烘托向□□的时候了,
“如果这最后的胜利还需要流血,那就让尼古拉的鲜血把冬宫淹没,
向旸趁机举起右手,做了个停顿的手势,那口琴声也停了,拳头挥下去,有力地说道,
“因为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站在向旸旁边应和着振臂高呼,带头喊道,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周围的知青们跟着我一齐喊着,
“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1971年雪夜,我终生难忘。
那晚我送了向旸一支钢笔,1946年产的,派克。
1973年秋
团里突然多了几个地痞流氓一样的人,比我和向旸年纪都大,总是背地里干些缺德的勾当。经常对几个年轻的学生拳打脚踢。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有的学生看见同伴挨了打,只是替着报了一句不平就被一起吊着打。
有些女孩更是惨,光天化日下就被动手动脚,向旸因为义气救了那个吹口琴的女知青,狠狠的挨了打。
我就知道那个总是盯着向旸看个没完的女知青会害了他,从第一次看见她掏出口琴勾引向旸开始就知道。不,或者说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睛不老实的跟着向旸的时候我就有了这种直觉。
那天我从干活的地方扛着锄头回来,看见他被人捆在墙角用钢筋胡乱的绞,我发了狠去打用钢筋绞着他的人,后来我们被一起吊在大门口的铁架子上。
那天向旸说我傻,我心里又悲又喜,悲的是这种苦日子根本看不到头,喜的是我又因为义气,和李向旸拴在了一块儿。
那晚我们第一次聊了女人,向旸问我的喜好,我说了,甭管男女,面儿上好看最重要!
1975年春
我在这个地方磨到了第五个年头,我英明伟大的父亲终于意识到了在这个鬼地方还有我这么个儿子,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以死相逼才榨出了父亲坏死了半辈子的怜悯。
我终于要以借调的名义回到自己的故乡,再也不怕烂在这里,臭在这里。
可向旸没我这么好的运气,走不了。两年前又因为替我挨了打落下了病根,身子板儿成了个晴雨表。
距离我离开这个鬼地方还有一个月,居然破天荒的留恋起这些个发着腥臭的苦日子。
许是因为向旸还没找着合适的由头离开这里,许是我要和他分开了!
返城的前一天,几个饿昏头的可怜人抓了只野兔想要开荤,可没等兔子被宰透就饿得绿了眼睛。有个心急的学生把兔尾巴点着了,受了伤的兔子惊了,满草场的乱窜。
着了火的尾巴点了几个并排在一起的草垛,草垛借着风忽悠的着起来,一人多高的草也被大风刮过来的火苗子引着了,越烧越旺。
开始不停的有人用手边够得着的东西灭火,连成片的大火很快就朝着我们睡觉的地方烧过来,等我从捆好的行李卷上抽开手,已经被困在火笼子里出不去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早就有了预感,我会死在这片冷透了的土地上,只是我没想到的是我最后是被烧死的,也许老天要在我临死之前好好暖一暖我的身体。
火开始沿着我的脚边,沿着头顶的裂缝爬进来,我又开始埋怨我的父亲,也开始可怜我的母亲,以死相逼换来的儿子眼看就要化成一堆灰烬。
被浓烟熏得失去意识之前,我看见了向旸裹着湿透的棉衣滚进来,我的意识模糊了,喉咙里都是烧焦了的味儿。
我被向旸从火笼子里捞出来,作为代价,向旸一侧的脸毁了,瓷面一样的脸,毁了。
我还是要走的,向旸催促我赶紧上了那辆返程的卡车,我的行李烧没了,什么都带不走。
车子开了,向旸追着我做的卡车跑了几步,车子越开越快,我看见向旸追得越发吃力,急得从卡车上跳下来,一起坐在车上的人以为我疯了。
我是疯了,除了这个完好的空皮囊,我把灵魂留在这了,留在李向旸身上。
1980年春节
和向旸分开的第五个春节,我依旧不知这年夜里老的少的都因着什么乐得合不拢嘴,我本不爱笑的,我又要笑给谁看呢!
在母亲的怂恿下,我认识了几个长在其他大院里的姑娘。她们总是一副娇憨的模样在我面前讨好,丑极了,许是她们没生出李向旸那张瓷器脸,那双星子目。
可那张脸毁了,因为我,毁了!
1985年腊九
腊九那天,我在单位喝着母亲昨晚熬好的腊八粥,外面真冷啊!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一点都不夸张。
我终究还是没法子把那些个长着粗胳膊粗腿的大丫头看进眼里。我和他们聊电影,聊京剧,可我只能从那些肥腻的嘴里闻到土腥味儿。
手里的《青春》杂质掉在了地上,低头去捡,被一双修长的手先拾起来,笋尖一样的指头,手背上粘了几道烫伤的疤,可惜了。
我抬头看这双手的主人,像十多年前和那扇坏了的门较量时一样好奇的寻着这双手的主人,是那张瓷器脸,星子目的主人。
李向旸,是他,左脸上因为我而落下了疤,是向旸。
1988年春节
向旸像前两年一样来我家过春节,只是今年不一样,我们两个大龄单身汉愁坏了母亲,特别的从街坊四邻收集了几个大姑娘的照片,硬生生的塞给我和向旸。
我敷衍的看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母亲有打算从向旸那里下手,我闷着头不说话,得意的吃着自己手里的三鲜馅儿水饺。
“姨,我有对象了,打算明年就办事儿呢!”
这是向旸对着母亲说的一句话,我手里的白瓷碗掉了,碎成了好几瓣儿。
母亲摸着胸口一遍遍嘟哝着“碎碎平安!”我抬头看向旸,他没看我。
1989年七月
向旸结婚半年以后,那个吹口琴的女知青怀了向旸的孩子,她就是向旸去年春节的时候嘴里说的“对象”。
向旸说,她人好,不嫌弃他的脸毁了,他就要娶她。
1990年六月
向旸的孩子出生了,我去看了,本以为女孩儿会生得像母亲,却不想那孩子就像是从向旸的脸上扒下来一样。
我看了,喜欢的不得了,用上班这几年攒的工资给那孩子买了一支坠着金锁的镯子,那是好大一笔钱,可我觉得花得值。
1991年6月
水灾从今年五月份便有了苗头,六月中旬,我和向旸被派到灾害严重地区抢险救灾。
灾区受灾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眼中,房屋倒塌,满目汪洋,粮食减产,太湖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要高出014米。
我从没了顶的瓦片上救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又从湍急的河岸边拽回了一个装着婴儿的竹篮子。
向旸救了我,第一次是从能把人烤化了的火笼子,这一次是从能把人冻透了的冰窟窿。
他的尸体两天以后才被找着,我看着她的瓷面泡胀,看着他的星子目永远的闭上。
最后给向旸换衣服的时候我从他衣服里边贴近胸口的口袋里摸着了一个硬硬的物件儿。
掏出来,是只钢笔,1946年产的,派克。
1993年二月
向旸没了,那个会吹口琴的女知青疯了,据说在91年的雪夜里打着赤脚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
我在希望之家找到了向旸的女儿,三岁了,挂着小金锁手镯。
她是向旸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她叫亓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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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旸看向我,立刻会了意。
知青们也立刻知道了我们要玩什么把戏, 这个文化枯竭的年代,颠过来倒过去的只有八个样板戏,普通人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不管什么时候,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办法。
我帮向旸选了当下最时兴的——模仿电影中伟人的讲话,对已有的经典进行艺术再加工。单是模仿的难度也是相当大,并非人人都能学会, 一旦某人学得有几分神似, 装出几分普通人无法比拟的领袖气质, 又能有独到之处,那模仿者便会成为众人眼中的偶像。
向旸说过当年在军区偷看了许多内参电影, 我知道他在掂量着该模仿哪部, 越南电影和朝鲜电影不合适, 悲壮肃穆但是模仿起来戏剧张力不够, 很难通过表演给在场的知青带来精神上的冲击。国内的也不成,大伙都太熟悉了,缺少表演难度, 咂摸了一阵儿之后, 他挺了挺身, 两只手快速的把头发向后梳了几下, 然后一手撑腰, 另一手握成空拳抵住嘴轻咳了两声。
周围突然安静了, 刚才歌舞升平的浮躁没了。
我顿时会了意,横抹了一把煤灰在鼻子下面。时间,仿佛回到了攻克冬宫的前夜。
向旸把目光缓缓地扫象众人,然后盯着我,神情忧郁地问道,
“约瑟夫同志,准备好向冬宫发起进攻了吗?”
这句经典的台词一出口,我觉得他真的变成了电影中的列宁同志,周围的知青们好象变成了电影中那些仰望着列宁的工人。
为了配上向旸的严肃认真的劲头,我卷了一件薄棉袄塞进衣服里,挺起肚子,虽说有些滑稽,但俨然一副谦虚而又专断的二首长派头,我对他说 ,
“敬爱的佛拉基米尔 依里奇,尼古拉的大门将在明天一早,被英勇无畏的工人阶级打开,为此我们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向旸听了立马握紧拳头义愤填膺的说,
“剥削c压榨c统治c奴役c暗杀c暴力c饥饿c贫穷合起伙来吞噬着我们几千年来,工人阶级的血已经流成了海,难道我们的血还没有流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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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眼睛真暖啊!我心口发烫。
周围不停的有几个女知青窸窸窣窣的小声嘀咕着,“真像啊!他们的语气神态,真像啊!”
那个看上了向旸的女知青不知什么时候掏出了口琴,像是鼓动一样的吹起来。向旸突然把落在我脸上的目光抛给她,像是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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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旸趁机举起右手,做了个停顿的手势,那口琴声也停了,拳头挥下去,有力地说道,
“因为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站在向旸旁边应和着振臂高呼,带头喊道,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周围的知青们跟着我一齐喊着,
“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1971年雪夜,我终生难忘。
那晚我送了向旸一支钢笔,1946年产的,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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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孩更是惨,光天化日下就被动手动脚,向旸因为义气救了那个吹口琴的女知青,狠狠的挨了打。
我就知道那个总是盯着向旸看个没完的女知青会害了他,从第一次看见她掏出口琴勾引向旸开始就知道。不,或者说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睛不老实的跟着向旸的时候我就有了这种直觉。
那天我从干活的地方扛着锄头回来,看见他被人捆在墙角用钢筋胡乱的绞,我发了狠去打用钢筋绞着他的人,后来我们被一起吊在大门口的铁架子上。
那天向旸说我傻,我心里又悲又喜,悲的是这种苦日子根本看不到头,喜的是我又因为义气,和李向旸拴在了一块儿。
那晚我们第一次聊了女人,向旸问我的喜好,我说了,甭管男女,面儿上好看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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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要以借调的名义回到自己的故乡,再也不怕烂在这里,臭在这里。
可向旸没我这么好的运气,走不了。两年前又因为替我挨了打落下了病根,身子板儿成了个晴雨表。
距离我离开这个鬼地方还有一个月,居然破天荒的留恋起这些个发着腥臭的苦日子。
许是因为向旸还没找着合适的由头离开这里,许是我要和他分开了!
返城的前一天,几个饿昏头的可怜人抓了只野兔想要开荤,可没等兔子被宰透就饿得绿了眼睛。有个心急的学生把兔尾巴点着了,受了伤的兔子惊了,满草场的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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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不停的有人用手边够得着的东西灭火,连成片的大火很快就朝着我们睡觉的地方烧过来,等我从捆好的行李卷上抽开手,已经被困在火笼子里出不去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早就有了预感,我会死在这片冷透了的土地上,只是我没想到的是我最后是被烧死的,也许老天要在我临死之前好好暖一暖我的身体。
火开始沿着我的脚边,沿着头顶的裂缝爬进来,我又开始埋怨我的父亲,也开始可怜我的母亲,以死相逼换来的儿子眼看就要化成一堆灰烬。
被浓烟熏得失去意识之前,我看见了向旸裹着湿透的棉衣滚进来,我的意识模糊了,喉咙里都是烧焦了的味儿。
我被向旸从火笼子里捞出来,作为代价,向旸一侧的脸毁了,瓷面一样的脸,毁了。
我还是要走的,向旸催促我赶紧上了那辆返程的卡车,我的行李烧没了,什么都带不走。
车子开了,向旸追着我做的卡车跑了几步,车子越开越快,我看见向旸追得越发吃力,急得从卡车上跳下来,一起坐在车上的人以为我疯了。
我是疯了,除了这个完好的空皮囊,我把灵魂留在这了,留在李向旸身上。
1980年春节
和向旸分开的第五个春节,我依旧不知这年夜里老的少的都因着什么乐得合不拢嘴,我本不爱笑的,我又要笑给谁看呢!
在母亲的怂恿下,我认识了几个长在其他大院里的姑娘。她们总是一副娇憨的模样在我面前讨好,丑极了,许是她们没生出李向旸那张瓷器脸,那双星子目。
可那张脸毁了,因为我,毁了!
1985年腊九
腊九那天,我在单位喝着母亲昨晚熬好的腊八粥,外面真冷啊!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一点都不夸张。
我终究还是没法子把那些个长着粗胳膊粗腿的大丫头看进眼里。我和他们聊电影,聊京剧,可我只能从那些肥腻的嘴里闻到土腥味儿。
手里的《青春》杂质掉在了地上,低头去捡,被一双修长的手先拾起来,笋尖一样的指头,手背上粘了几道烫伤的疤,可惜了。
我抬头看这双手的主人,像十多年前和那扇坏了的门较量时一样好奇的寻着这双手的主人,是那张瓷器脸,星子目的主人。
李向旸,是他,左脸上因为我而落下了疤,是向旸。
1988年春节
向旸像前两年一样来我家过春节,只是今年不一样,我们两个大龄单身汉愁坏了母亲,特别的从街坊四邻收集了几个大姑娘的照片,硬生生的塞给我和向旸。
我敷衍的看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母亲有打算从向旸那里下手,我闷着头不说话,得意的吃着自己手里的三鲜馅儿水饺。
“姨,我有对象了,打算明年就办事儿呢!”
这是向旸对着母亲说的一句话,我手里的白瓷碗掉了,碎成了好几瓣儿。
母亲摸着胸口一遍遍嘟哝着“碎碎平安!”我抬头看向旸,他没看我。
1989年七月
向旸结婚半年以后,那个吹口琴的女知青怀了向旸的孩子,她就是向旸去年春节的时候嘴里说的“对象”。
向旸说,她人好,不嫌弃他的脸毁了,他就要娶她。
1990年六月
向旸的孩子出生了,我去看了,本以为女孩儿会生得像母亲,却不想那孩子就像是从向旸的脸上扒下来一样。
我看了,喜欢的不得了,用上班这几年攒的工资给那孩子买了一支坠着金锁的镯子,那是好大一笔钱,可我觉得花得值。
1991年6月
水灾从今年五月份便有了苗头,六月中旬,我和向旸被派到灾害严重地区抢险救灾。
灾区受灾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眼中,房屋倒塌,满目汪洋,粮食减产,太湖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要高出014米。
我从没了顶的瓦片上救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又从湍急的河岸边拽回了一个装着婴儿的竹篮子。
向旸救了我,第一次是从能把人烤化了的火笼子,这一次是从能把人冻透了的冰窟窿。
他的尸体两天以后才被找着,我看着她的瓷面泡胀,看着他的星子目永远的闭上。
最后给向旸换衣服的时候我从他衣服里边贴近胸口的口袋里摸着了一个硬硬的物件儿。
掏出来,是只钢笔,1946年产的,派克。
1993年二月
向旸没了,那个会吹口琴的女知青疯了,据说在91年的雪夜里打着赤脚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
我在希望之家找到了向旸的女儿,三岁了,挂着小金锁手镯。
她是向旸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她叫亓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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